最新消息:

深圳制造: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

bet36365娱乐场 dedesos.com 浏览 评论

  华为和富士康是一对非常奇怪的组合,两家世界级的企业,毗邻而居,中间仅仅隔了一条快速路。不过就是这条马路,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。富士康所在的龙华清湖片区,除了庞大的厂房,就是拥挤的人潮,而华为所在的坂田基地,绿树成荫,以科学家命名的马路宽阔而又笔直,道路两旁是安静的研发大楼。而这两家公司的掌门人,在广袤的历史进程中也有着各自的宿命。

  在深圳,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,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,上面写着“富士康—华为”。

  27年前,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,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。下海的干部、首都的大学生、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,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,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,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:富士康在西边,是制造的骄傲;华为在东边,是技术的野心。

  任正非和郭台铭有不少共同点,比如都当过兵,前者1974年入伍,是部队的“学毛选标兵”;后者1971年入伍,抽到了“金马奖”—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。后来,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红,一个被“血汗工厂”的污名缠身,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。

 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2007年来到深圳,那是媒体第一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: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,餐馆、银行、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,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、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,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“富士康”。文章里,这里被称做“郭台铭的紫禁城”。

  任正非则显得高深莫测,除了1988年《深圳特区报》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,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。尽管此时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,但任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,在这个小圈子里,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、财富、家庭、秘书等似真非真、似假非假的传闻。

 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与公众产生交集,是在2010年。这一年的5月,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,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,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。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,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,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,宛如血斑。

  同年年底,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,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,要做到世界第一。两年后,华为Ascen-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,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,但手机散热乏力、性能孱弱,销量雪崩,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,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。

 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,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,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。在那个十字路口,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:中国制造下一步在哪儿?

  分野

  2010年的郭台铭,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。

  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,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,奈何鬼神修为尚浅,5月剩下的20多天里,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。5月26日,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,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:“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。”[4]

  当晚11点20分,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。5个小时后,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,被发现后送医抢救。

  第二天,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。这里有邮局、有银行、有学校、有医院,有占地1.25万平方米的厨房,每天消耗40吨大米、10吨面粉、30吨蔬菜、200头猪、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,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。对他们来说,富士康就是深圳,深圳就是富士康。

  郭台铭道歉了,也觉得委屈。那一年,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,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。如果富士康是一只军队,郭台铭会是全球第六的军事强权。他告诉媒体,深圳有几十万工人,99.99%的人生活都很正常,“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,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。”

  一年之前,“中国工人”在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当年的“年度人物”评选中位居次席,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“保8”的幕后功臣。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,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与疮痍,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,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,富士康为何物。

  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,创业的第十年,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。FOX代表模具(Foxcavaty),CONN代表连接器(Connector),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。后来,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:富士则康,聚财乃壮。

  三年后,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,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,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。同一年,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,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,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,“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!”[1]

  工厂生产连接器,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,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:他来深圳的那年,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,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500块的月薪。三年后,鸿海在台湾上市,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,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了。

  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,“龙在中华,这个名字太好了,这里就是中华龙首!”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,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:“看得见的土地,我都要了!”[2]余音未散,厂房拔地而起,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、踏实、努力,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。

  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,“你自己做,不如我做便宜。你让别人做,也不如我做便宜。”就这样,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,并把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。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,郭台铭便反呛,“广达、英业达、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,明明是他们抢的我,怎么成了我抢他们?”[1]

  不到五年时间,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。成片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,一层上产主机板,一层生产机壳,还有一层组装,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,根本不需要仓库,直接拉到码头运走。在园区走一圈,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,“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,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.

  富士康工厂车间内景,2011年

  当时,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,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,海南800亿、北海300亿、惠州150亿。就连柳传志也未能免俗,在惠州以“国际电脑城”的名目进行招商。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,柳传志说,“如果再让我来一次,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。”[6]

  任正非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,华为初创时虽名为技术,但做的是贸易,据说还卖过减肥药。后来,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,赚了第一桶金。

发表我的评论
取消评论

表情

您的回复是我们的动力!

  • 昵称 (必填)
  • 验证码 点击我更换图片

网友最新评论